光伏呼吁强制性配额

其实，将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移植于行政诉讼也未尝不可。

今日中国的外交法制、国防法制、军事法制，应该本着中国历代注重亲情伦理及文化升华的传统智慧加以反省和完善。一、师法泰西与近现代中国法制的非中国化 自1842年《南京条约》起，中国的法制，开始了她的近代转型历程。

3、当代中国实际法制（隐性法制）与中国传统价值（法制）、西方普世价值（法制）、苏式革命价值(法制)之间内在关系的进一步反省。在法制移植过程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社会大众的道德心理和行为习惯如果与移植过来的法制有冲突，那么不是法律制度设计错了，而是全民族的道德心理和行为习惯错了。中国法学界应该以历史法学的眼光反省160年中国法制近现代化即法制移植或法制西化的历史，应该借鉴历史法学的态度和标准探寻未来中国法制合乎民族精神的完善之方。文本法制（显性法制）与现实法制（隐性法制）之间存在着显著抵牾。这一反省和建设，我们大致可以从宏观、微观两个角度进行。

第三，以上述研究成果为镜鉴，反省近代以来中国法制变革在每一部门法领域的利弊得失，亦即反省中国现行具体部门法制度（包括非常具体的制度）的利弊得失，总结其明显失误，进而说清其失误之根本缘由。而法、日、苏联之成规，亦尝撷取一二。法学学者博取学术声誉和地位的手段是对非政治性法律实践的大力研究，只有在非政治性法律实践领域，他们才能找到学术的独立和自主。

民间法研究者在这里表现出对于国家法特有的暖昧性：他们无疑对国家法有所不满，但他们对国家法的批判又无法触及其痛痒之处，只能对一些非核心的非政治法律实践敲敲打打。民间法研究者最终通过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策略能够达到一种犬儒主义效果：对学术无能的不自知、对逃避政治现实的自我说服、对学术繁荣的自我陶醉。如朱苏力的下一段典型论述：在中国转型时的法制建设当中，从总体上来看，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必须尽力沟通、理解，在此基础上相互妥协、合作，这样可以避免更大的伤害，获得更大的收益。法学界对费孝通的推崇，可参见朱苏力《费孝通，儒家文化和文化自觉》，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第32-48页。

在这种极为特殊的政治体制下，具有很强政治性色彩的法学也显示出一种夹缝中求生存、徘徊于学术自主与名利诱惑之间的状态。[8]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国家与社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在继承费孝通人类学衣钵的基础上，以朱苏力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是最早将民间法研究提高到中国法制现代化路径的地位，并对乡村和基层法律制度进行了大力的实证研究[4]。参见苏力：《80学人与30年人文社科发展》，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第32-46页。[4]参见王林敏：《民间习惯的司法识别》，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主要是第二、三、四、五章。[27]这种合理性分析特别见之于民间法研究者对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的推崇上，如强世功：《法制与治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其次，对于大多数民间法研究者来说，其圆滑与狡黯之处还在于，在二元并立模式下，他们不仅不必否认国家法研究的重要性，而且还可以研究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以及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吸收，而由于民间法规范大多属于私法范畴，论题本身就自然限制了这样一种民间法与国家法研究不可能触及政治性的法律实践问题。法学学术必须找到自我运转的动力，这一方面要求法学不得触犯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必须制造有既有新意又有现实意义的学术成果。犬儒主义正是缺乏真诚性的一种表现，犬儒主义者对事实与价值并没有异议，但他们明知违背事实和价值而依旧为之。法学作品总是要拿来读的，如果老是在重复相同的主题与内容，即便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当然也不会激起进一步的学术探讨。

[12]参见邓正来：《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5-19页。四、民间法研究对其现实意义的放大化及其犬儒主义效果民间法研究作为学术界的一种犬儒主义现象，其对现实的接受并不仅仅停留在逆来顺受的被强迫层面上，而且还能为这种逆来顺受进行学理上的包装，从而实现一种自我认同与自我接受。

[6]参见贾焕银：《民间规范的司法运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主要是第三、四、五、六章。学术有了一定的自由，但政治禁忌仍然存在，学术界心照不宣地自动回避了很多政治敏感性问题，成为学界不可言说的集体性共识。

[9]参见尚海涛：《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农业雇佣习惯规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我们不排除这一类研究的人类学意义及其作为学者研究旨趣的正当性，但毫无疑问，在一个政治权力不受制约是法治建设主要障碍的当下中国，其现实意义肯定是十分微弱的。但那些否定西方法治模式普遍有效性的民间法研究者恰恰没有去分析这些基本性的法律制度是否也在中国水土不服。尽管政治体制上的束手束脚显而易见，但这无损于学界对自身格局的自我陶醉，很多学者在对自身学术无能精致的自我正当化中达致了一种既不触犯政治体制又能迎合学术体制，既能自欺又能欺人的犬儒主义态度。通过这样一个大致的概括，我们可以发现，本土资源研究或者民间法研究大都心照不宣地自动回避了第五部分的研究，也即对政治性法律实践的研究，似乎这一类法律实践跟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无关[16]。更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

田成有、厉尽国对延续下来的仍然发挥作用的宗族规范与礼法规范的研究[8]。[26]可比较徐贲的类似说法，徐贲：《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政治和后现代犬儒主义》，载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157页。

由此，法学学术就能通过自我迷醉的方式，获得了发展的动力。但国外的民间法研究尚未形成中国民间法研究己颇为壮观的范式化与学派化之势[1]，而且他们没有政治体制限制，他们是在基本的国家法制度己经具备的情况下，再去深入挖掘民间法秩序的合理性。

在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结构之下，个体的个性化与社会化都没有选择，只能形成单一化的内在性格与外在认同，外在的话语强制就变成内在的自我约束。当然，本文不排除民间法研究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学术旨趣，即便本文描述的这种犬儒主义心态未必完全符合民间法研究者的实际心态，但鉴于民间法研究在法学领域所形成的基本范式地位以及其对认识中国法治建设核心问题的可能误导，本文的批判无论是对学术理论本身还是对学者的学术品格都至少是一个有意义的提醒。

同时，政治权力在面对学术时，也采取了一种欲拒还迎的两难态度：一方面政治权力需要学术的正当化辩护，这会导向对学术某种程度的政治控制。通过这样一种理论策略，民间法研究就可以合理忽视对政治权力触角仍然深入社会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以及相关政治性法律实践的根本性意义[23]，由此，我们就可以回避政治体制这个不可触犯的现实性，因为研究民间法同样也能切中中国法治建设根本性问题，而国家法研究不仅老套、缺乏新意，而且己经不能回应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或者从行为主义角度来说，是他们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模式，这样一种界定本身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只要我们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朱苏力及大多本土资源研究者所研究的内容一般也就仅限于基层和乡村，也即惟有与国家制定法不同或相反对的东西才有可能成为所谓的本土资源。因此，通过民间法研究法学界就既不会触动政治禁忌，同时又能制造学术成果，由此就可以名利双收、鱼和熊掌兼得。

如梁治平早期对清代习惯法的研究[9]，尚海涛对民国时期华北地区某些习惯规范的研究[10]。二、民间法研究的去政治化及其对现实法治建设核心问题的逃避国外法学理论当中也有很多强调民间法的理论与研究，如埃里希的活法，埃里克森的无需法律的秩序。

高其才：《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在这里，我们可以撇开两人在抽象理论上的差异，而关注于他们对具体制度的态度。

学者可能很少注意到学术交往也具有新闻色彩，也即类似于卢曼关于大众传媒系统的讯息/非讯息二元区分模式。但法学学术在不得不回避具有现实意义的核心法治建设问题前提下，是不可能制造出既新颖而又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成果的，因此，民间法研究者在力求新颖的同时必须制造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假象，也即制造出学术泡沫，通过放大学术成果的现实意义，学界就可以把非核心问题当成核心问题来煞有介事地进行探讨。

相比于国家法在解释与实施上的一元化，民间法则是多元化的，在对各种民间法规范繁琐、细碎、无穷无尽的探讨中，关于法律合理性的相对论在被无限精致化的同时也被诡辩化[25]，因此也更加让人无所适从。邓正来关于中国人在意识形态真假结构庇护下所形成的生存性智慧的论述也基本可以归类为这一类研究[13]。在这种政治情势之下，学界开始采取一种犬儒主义的生存策略。不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学术界，都试图兼得鱼和熊掌，但由于政治与学术的分化以及各自结构逻辑的不可通约性，这种希望己经变得不可能。

民间法研究在法学界正好满足了这样一种犬儒主义生存策略。对于邓正来这样一个本土资源的批判者而言，尽管他认为本土资源论者是受他所谓的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其本人则迈向能够代表中国人核心生存经验的主体性中国，但在具体制度分析上，邓正来和朱苏力都同样对西方模式提出了质疑，在这一点上，两人大同小异。

本文将通过对民间法研究这样一种学术现象的理论策略的分析来指出民间法研究对现实问题深思熟虑的逃避态度，以此折射出当下中国法学的犬儒主义生存策略。乡土礼法秩序得以自我维持的关键不在于乡土秩序本身，而决定于国家法秩序的自我克制。

参见魏治勋：《民间法思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4-95页。尽管我们很有信心地假定法学界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但由于政治体制的限制，学界对这种认识却不能进行充分的讨论。